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
詳細書目:
書目記錄號碼
2892889

著者:
余英時 1930-

書名:
知識人與中國文化的價值 / 余英時著.

出版者:
台北市 : 時報文化出版企業股份有限公司, 2007.

稽查項
307 頁 ; 21 公分.

叢書項:
文化叢書 ; 176

備註:
含參考書目.

主題:
階級 中國
中國 文化

標準號碼
9789571346427
圖書簡介:
 「知識人」(intellectual)是十八世紀之後才在西方出現的概念,
  中國則自先秦時代便有「士」的階層,並形成一個延續不斷的傳統。
  從士轉變為知識人,代表「士」文化的斷裂,
  也象徵華人價值體系的巨大轉變。

  克魯格人文與社會科學終身成就獎得主余英時,
  以本書薈萃近三十年的研究見地,
  耙梳中國知識人與價值體系之間交相形塑、影響的綿密關係。

  本書收錄余英時在一九八○年代之後研究的菁華,論述知識人在中國的歷史淵源、意義等面向,及其流變對價值意識的影響。但本書意旨並不侷限在「過去」與「中國」;作者觀照中、西知識人在追尋真理上的差異,探討中國文化價值體系為何有其獨特性(中國知識人求「內向超越」,西方則是「外在超越」)。在西方人文研究重新檢視「現代以後」(post-modern)價值轉向的今日,本書對於瞭解華人安身立命的價值觀亦有偌大助益。

  書中旁徵博引,釐清許多過去讀者可能不甚了了的見解。拿科舉制度來說,漢朝的按地區人口多寡設定各郡縣舉薦名額,因而有幾分「代議制度」的味道;宋人歐陽修、司馬光在「選賢唯才」(近似「全國聯招」)或是「逐路取人」(各地方有基本名額的保障)上,立場相左,是因為出身地域不同(歐陽為文化薈萃、中舉人數較多的江南,司馬則為風華不再的江北)。而漢朝董仲舒建請武帝「罷黜百家」,其實儒家也在罷黜之列,因為他要獨尊的是諸子百家均奉為聖典的「五經」(詩、書、禮、易、春秋),而非以「五經」為不二規臬的「儒術」。(見第八篇,〈試說科舉在中國史上的功能與意義〉)

  又如,共產黨深知「士可殺,不可辱」的價值觀深植於讀書人心中,因此文革期間對於文人「只辱不殺」,目的就是要讓他們生不如死(而且自殺會禍延家人,行不得)。而幾十年來極力摧毀傳統知識人價值體系的後果,就是今日中國大陸學術剽竊、「黑心」商業屢見不鮮,被舉發時只嘆運氣好而不覺羞愧。(參見第五篇,〈價值荒原上的儒家幽靈〉)

  作者更精闢指出,價值意識一方面淵源於傳統,一方面植根於生活的實踐,不是少數人可以憑空創造而強加於整個社會的。只要社會本身有其相對的獨立性--相對於國家(state)的權力而言,價值觀念的變遷也自然會找到自己的軌跡。此一見解,著實為百年未定的中西文化論辯闢出一條中道。
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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